陈名夏在明末是位颇有些名声的人物。他字百史，应天府溧阳(今属江苏)人，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。青少年时期，他家中生活比较困窘，但他不以物忧，志存高远，博读经书。他特别喜欢交游，曾游历山东、河北、苏北等地，结交了不少文人名士。 明末江南文人多参与社局活动，相聚唱和诗文，评判朝政时局。陈名夏参加了几社。几 社是江南大社复社的分支。崇祯十一年(1638)秋，复社吴应箕等人在南京撰拟了《留都防乱公揭),严词声讨庵党中人阮大铖。在《公揭》上署名的共140 余人，陈名夏即名列其中。《公揭》刊出后，南京民心震动，阮大铖声名狼藉。崇祯十六年(1643)九月， 陈名夏科场得意，经殿试中一甲第三名进士(探花),授任翰林院编修。第二年三月，李自成的大顺军逼至北京城下，崇祯皇帝如坐针毡，屡次下诏让群臣筹划应急良策，但响应者廖廖。陈名夏这时候提出了一些建议，其内容包括招募山东兵勇、在淮阳设重兵对抗农民军等项。崇祯对此予以首肯，并将陈名夏提升为翰林院修撰兼户、兵科都给事中。 没过多久，北京城陷，崇祯自缢而死，明王朝覆灭了。大顺军进城后设立了“比饷镇抚司”,四处搜捕拷掠故明官僚。陈名夏见此不禁心惊肉跳。他不打算与大顺军为伍，但更想保全身家性命。因此，他暂时归降了大顺政权。四月里，他寻机逃出北京，奔向江南。 当时，因局势激荡，不少明朝官僚、绅衿从北方逃到了尚属明境的江南。他们与江南官僚一起拥立福王朱由崧于五月间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。弘光政权不思进取，相当腐朽，其军政大权落入阉党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人之手。马、阮等人立下了“从逆”案，准备惩办那些归顺过农民军的官员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来到江南的陈名夏难觅立足之地。他颠沛流 离于浙、闽、赣、楚、豫等地，历时数月。经再三权衡，他咬定牙关，作出了抉择： 北 上降清。于是人们便在大名府发现了他的身影。
清政权对明朝降官采取优待政策。顺治二年(1645)正月，经过清保定巡抚王文奎 的举荐，清廷恢复了陈名夏在明朝时的原职，命其为翰林院修撰。陈名夏则抓紧各种机 会向新主人表示忠诚。官复原职后，他入谒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多尔衮，劝其称帝即位。多尔衮并非没有称帝之心，但他考虑到自己称帝的种种不利因素，便含糊地对陈名夏讲： “本朝自有家法，你是不知道的。”虽然如此，陈名夏倒是给多尔衮留下了不坏的印象。不久，陈名夏因远道赶来投诚有功，被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这年五月，清军攻进弘光政权的都城南京，继而在芜湖擒获了朱由崧。接到捷报，多尔衮心中大喜，认 为江南大局从此已定，对尚未平定的地方不必再大动干戈，只需派若干大臣前去招抚即 可。闰六月初，他召见部、院群臣，谈了派员招抚江南的想法。陈名夏立即毛遂自荐，表示愿往江南一行。籍此，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清政权的一片忠心。接下来，清廷群臣对南京的行政地位和官员设置问题展开了讨论。在明朝，南京被称为“留都”,地位尊崇， 设有与北京几乎相同的官僚机构。陈名夏提出： 江山既归大清，则南京不可仍称作都会， 其官员设置应与各行省相同。他的意见得到了朝廷采纳。
陈名夏赢得了多尔衮的信任，迅速在朝廷上站稳了脚跟。顺治三年(1646)春，他 的父亲去世。按照封建礼制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解职守制，即回乡丧居三年以尽孝道。朝廷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，令他在任上继续理事，私居可着丧服示哀，并敕部议赠恤。应 他本人的陈请，朝廷又给了他数月奔丧假期，赐与白银500 两，在假期内仍支给俸禄赡养其在京的家属。至顺治五年(1648)五月，清廷首设六部汉人尚书，任命陈名夏为吏部汉尚书。翌年，他加衔为太子太保。
陈名夏任职吏部，显示了比较饱满的政治热情，知无不言，勇于任事。清初有三年考满、进退官员的定例，各省道、府、州、县官员的升迁必须等到考满之后方可进行。陈名夏认为，地方上事务繁杂，急需人手，若总按定例办理，地方上势难久悬官缺。他建议打破常规，由抚按大员荐举俸满三年的贤能官员，酌量补选官缺。对于官员的考核制 度，他主张参考明朝的有关做法，认真加以完善。他又提出，应迅速纠正一些有失“体 统”的现象，明晰等级尊卑观念。当时，汉族官员乘轿上朝时，许多旗人家仆不但不回避，反而竟相在道路上辱诟汉官。陈名夏请求清廷颁定相关法令，凡汉官乘轿外出公干， 满、汉民众都应远远回避，违令者交由官府治罪。天花在清初被视为不治之症，人人为之谈虎色变。为了防止天花传染，清廷下令将京城里的出痘者逐出城外数十里。许多贫苦小民被逐至城外，弃子抛女，无居无食，生活凄惨。一些商人见此情形，自愿捐钱资助他们。陈名夏闻讯，当即疏请朝廷停止驱逐，收取人心，使小民能感恩于朝廷而非商 人。清军平定江南之后，一些朝廷官员建议向江南增兵加赋，陈名夏马上表示反对，主张应减赋安民。
陈名夏在朝廷上的党争风云中也扮演了积极角色。清初朝廷上的汉官多是明朝旧臣， 他们在明末激烈的党争中或依附阉党或聚集于东林党、复社门下。仕清后，这些汉官之间仍存在很深的矛盾，主要分为“北党”、“南党”。“北党”以北方籍汉官为主体，包括 一些前明阉党成员;“南党”则以江南籍人士居多。陈名夏身在吏部，对京师内外各处文官有提名权。他在用人时偏爱江南籍故人，平素又与诸多江南籍官员交好，俨然是“南 党”领袖人物。所谓风摧秀木，他自然无法避免遭到他人的攻击。顺治八年(1651)春， 陈名夏等人甄别都察院的官员，将其分别予以差用、内升、外升、降用等安排。五月，被 列为外升人员的山西籍御史张煊递上奏章，参劾陈名夏结党营私，铨选不公，并指责陈名夏曾谄附多尔衮(此时多尔衮已死，声名不好)。张煊在奏章里共给陈名夏罗列了十罪、 两不法。当时，亲政的顺治帝正外出狩猎，职掌吏部的巽亲王满达海着手处理此事，认为张煊所言基本属实，但他不敢擅自定夺，遂派人飞马报与顺治。顺治回京后下令拘禁陈名夏及相关人员，又让诸王和各部大臣在朝廷上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吏部满人尚书谭泰挺身而出，极力为陈名夏等人开脱。谭泰早先是太宗皇太极的宠臣，入关后依附多尔衮， 受到了多尔衮的器重。多尔衮死后，他又出任吏部满尚书。谭泰到任后，陈名夏对其多有迎合，两人相处得不错。当下，谭泰在朝廷上咆哮论争，群臣畏于其权势，有的随声附合，有的默不作声。随后，谭泰又向顺治奏称： 陈名夏等人的所谓罪行多是降清以前的事情，且有些本来并不存在。张煊身为御史，平时从未谈到这些事情，被定为外升后 忽然提及，分明是心怀妒忌，诬蔑大臣，应反坐论死。陈名夏本人也抓住张煊奏章中个别不实之处，反覆为自己辩解。结果，张煊遭处死，陈名夏被判为无罪。御史盛世选因弹劾陈名夏也在此时被罢了官。
其后，陈名夏在朝中的地位暂时得到了巩固和加强。当年七月，他荣升宰辅，授任内弘文院大学士，晋少保兼太子太保。可是好景不长。八月，狂悖妄行、广纳贿赂的谭泰被正法，张煊弹劾案旧事重提，陈名夏被交由诸王大臣重审。这一次，他未能安然过 关。起初，他厉声强辩，闪烁其辞。及审讯官员步步进逼，他有些招架不住。他涕泪交 下，哭诉自己当年投诚有功，希望能免予一死。顺治听到陈名夏受审的表现，讲： “陈名夏实属辗转矫诈的小人，难逃其罪。”但他又表示： “朕此前曾有旨，凡与谭泰案件有牵连的人员皆宽赦不问，现在若重治陈名夏，则是朕言而无信、前后不一了。”他最终对陈名夏从轻作了处置。陈名夏被革任发往汉军正黄旗下效力，仍享受原官品的俸禄，与闲 散官随朝。同时，顺治又谕令陈名夏嗣后要改过自新，洁已奉公，勿以贪黜相尚。
陈名夏并未就此一蹶不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顺治对陈名夏的印象逐渐有了好转。在 顺治看来，陈名夏毕竟是有些才学的，不可始终弃而不用。顺治九年(1652)冬，陈名夏应召入宫出席筵宴，得到了朝服等物的赏赐。第二年正月，顺治决定重新起用陈名夏， 将其补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，并让其充任纂修《太宗实录》的总裁官。随后，顺治屡次 召见了陈名夏，与之探讨天下治道，陈名夏则旁证博引，阐发古今，使顺治连连颔首。
顺治对汉官结党十分警惕和厌恶。二月里，吏部侍郎孙承泽上疏荐举陈名夏兼任吏部尚书，称陈名夏以前在吏部处事方正，足堪尚书之任。顺治看到这份奏疏，认为孙以侍郎推举大学士有违大体，且带有结党色彩，遂令其回奏。顺治又当面对洪承畴、范文 程、宁完我、陈名夏等大学士讲： “朕觉得孙承泽的奏疏有问题。若此疏得到批准，则他 本人自然会得利;若此疏未被批准，则又可能使朕对陈名夏产生猜疑。”他转而又安慰陈名夏： “你倒不必疑惧。”第二天，顺治又来到内院，告诫陈名夏等几位大学士： “六部大臣应为君上、国家秉持忠义，惩恶扬善，决不应互相结党，循私背公。”至第三天，顺治在内院见到孙承泽的认罪奏疏，表示： 既然孙承泽已经认罪，则事情就容易了结;如果他强自置辩，以非为是，扩大自己的罪名，则事情就复杂了。顺治的话语实际上含有提 醒陈名夏的意味。经过斟酌，顺治于几天后仍任命陈名夏为吏部尚书，以示对他的恩宠。 后来，顺治到内院览阅奏章和经史典籍，又反覆讲到大臣应视满、汉为一体，不可结党行私。其中，他对陈名夏讲得尤为谆切。陈名夏觉得顺治有些过虑，便想为自己辩白几 句。顺治对他讲： “你不要姑息以前的错误，以致惹火烧身。”
陈名夏终究未充分重视顺治的告诫，使得风波再起： 四月，他联合部分汉官，为总兵任珍鸣放不平。任珍原是明朝将官，降清后升至陕西兴安镇总兵，得授三等子世职。因 擅杀妻妾数人，被革去了一半世职。他心中不满，在家中口出怨言，结果又被家奴告发， 遭辑拿治罪。对这个案子，刑部等衙门的满族官员多主张处死任珍，籍没其家产;陈名夏则与户部尚书陈之遴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 名汉官联名上书，为任珍作了一些 辩护。顺治当下极为恼火，认为这些汉官的举动分明是党同伐异。他下令对这些汉官严加议处。参加议处的以满官和汉官北党中人为主，陈名夏等自然不得善果。陈名夏被定为死罪。顺治觉得如此处罚过于严厉，令改为罢免其在吏部的职务，削官衔两级，罚俸 一年。此后，陈名夏虽仍供职于内院，但却逐渐失去了顺治的欢心，处境日见不妙。
陈名夏宦场再度失意与朝廷上的党争形势亦直接相关。在顺治期，南党在与北党的抗衡中基本上始终处于下风。顺治八年(1651),北党头面人物、大学士冯铨被勒令致仕， 使得南党人士一度感到些许欣慰。顺治十年(1653)三月，即在陈名夏复出后不久，冯铨也奉召还朝。冯铨是顺天涿州(今河北涿县)人，在前明中过进士，曾是阉党骨干，精 于权术。他对顺治讲： 南方人优于文章，行为却有不端之处;北方人文采差一些，但品行可嘉。因此，皇上简用贤才不应只看文章写得好坏，应综合衡量才是。顺治对此表示 赞同，并让冯铨重新出任内弘文院大学士。官复原职后，冯铨伙同亲信在朝野上下呼风 唤雨，极力倾轧南党汉官。陈名夏等虽有所抗争，但无法扭转颓势。即以内院而言，与陈名夏关系不错的大学士洪承畴受命出京经略南方五省，宁完我、成克巩、刘正宗等大学士皆与冯铨友善，陈名夏显得相当孤立。时人有诗云： “何人当国怜孤掌，有客还山畏 老拳。”“孤掌”、“老拳”即分指陈名夏、冯铨。
顺治十一年(1654)年初，顺治接连向陈名夏发出警告： “才高而不思报国，倒不如那些才能平庸却有报国之心的人。”“若执意妄行，铸成大罪，即便我想从宽处治，可国法毕竟难容。”陈名夏闻此，颇感沮丧和无奈。三月，宁完我上了一道长篇密疏，要求惩 治陈名夏。宁完我是关外时期的旧臣，与陈名夏素有不和。他讲： “陈名夏屡经皇上赦宥擢用，本应洗心易行，忠心效命，但他丝毫不思悔改。他痛恨我朝削发，鄙视我朝衣冠， 患惑明绅，号召南党，行私倡乱。他曾经扬言‘留发、恢复前朝衣冠，天下即可太平无 事。’当初，我们以不足明朝十分之一的臣民得到了明朝的天下，与便服骑射、士马精强 有很大关系。而陈名夏如今提倡宽衣博带，变清为明，分明是存心削弱我朝，其心叵测。” 此外，宁完我还指出了陈名夏其他一些罪状。其中包括： 陈名夏庇护其子掖臣横行不法; 循私提升契交赵延先，遭科臣参劾后又准备加罪于人;回护本应降级调用的同党、吏科给事中魏象枢，对其从轻处置;私自涂抹内院公文、改动皇上谕旨等等。顺治览奏，谕 令内院、九卿、科道等官对陈名夏详加审问，从事议罪。
陈名夏自知此番凶多吉少，但在厅堂之上仍抗辩不屈。他逐一反驳了宁完我提到的 罪状，只承认说过“留发、复衣冠”的话。后来，宁完我、刘正宗共同出来作证，众人方给陈名夏结了案，确定其罪名成立。经顺治批准，陈名夏于三月十二日被以绞刑处死。 他的儿子陈掖臣另经审讯，受到杖责，最后被发配至盛京(今沈阳)。
陈名夏死后，朝廷上一时间出现了混乱。不少人交章上奏，要求惩治陈名夏的一些 党羽、亲戚，使得人心惶惶。实际上，这中间不乏挟私报怨、横加株连的情况。顺治为了安定人心，宣布： 以后论人论事只许照实直言，不得再借陈名夏党羽、亲戚的名义进 奏。如有违犯者，定行重治，决不轻恕。这样，混乱的局面方逐渐平息下来。此后，尽 管顺治一再声明朝廷用人不分南北，但南党汉官势力大衰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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