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学家——陈寅格

陈寅恪(1890年—1969年),字鹤寿,江西修水人。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、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,与叶企孙、潘光旦、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,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钱穆并称为“前辈史学四大家”。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广西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。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“清末四公子”之一、著名诗人。祖父陈宝箴,曾任湖南巡抚。夫人唐筼,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。因其身出名门,而又学识过人,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“公子的公子,教授之教授”。著有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《金明馆丛稿》《柳如是别传》《寒柳堂记梦》等。

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,研究范围甚广,他对魏晋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、宗教史(特别是佛教史)、西域各民族史、蒙古史、古代语言学、敦煌学、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陈寅恪治学主旨“在史中求识”。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、重事实的科学精神,又吸取西方的“历史演进法”,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,探究史料,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,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,核订确切。并在这个基础上,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,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,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,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。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,其成就超过乾隆、嘉庆时期的学者,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。魏晋南北朝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。他分析了东汉以后,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,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。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,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,提出许多精辟见解。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,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,而且有许多方法、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,给人启迪。他从等级性,宗法性、民族性、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,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。其中,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。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,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。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,他提出“北朝胡汉之分,在文化而不在种族”的论点。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,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:一是史料的扩充,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、域外记载的采撷;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,即史法的进步。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,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。隋唐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,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,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。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,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,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。陈寅恪有鉴于此,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,应用大量资料,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,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。另一方面,陈寅恪从“古文运动”,“新乐府”、“行卷”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。他把“古文运动”与民族意识,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,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。在《论韩愈》一文中,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,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。他认为“新乐府”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,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,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。他是第一个对“行卷”进行全面研究的人,重要成就是发掘了“行卷”思潮。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用宇文泰的“关中本位政策”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,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,论证充分,后来学者多所称道。此外,他在书中,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,如礼仪、职官、刑律、音乐、兵制、财政诸制,发其源而究其变,提出关于“关陇集团”的概念,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、北周、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,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明清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《柳如是别传》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。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,精辟地拴释了钱、柳诗文。他颂扬柳如是,赞同钱廉益的观点,使人耳日一新。他为钱、柳诗文进行笺证,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、社会状况,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。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,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。

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,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,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,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。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,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,潜心修佛。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,且擅佛画。蒋天枢先生在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中记叙: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“浩如烟海”的古籍佛典。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。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,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,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,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,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“误译”或“误解”的问题。佛教传入中国后,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,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,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。他研究佛教,能着重考证,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,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,他先后对《大乘起信论》和《六祖坛经》的“传法偈”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,自成一家之言。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,提出了自己的意见,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“心无义”学说的考证,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,可与汤用彤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。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,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。此外,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。

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。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、法、德、俄、西班牙、日、蒙、阿拉伯、梵、巴利、突厥、波斯、匈牙利、满、藏、希伯来、拉丁、希腊、回鹘、吐火罗、西夏、朝鲜、印地、暹罗等20余种语言。考察其游学经历,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、德语、英语。参考陈封怀回忆,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。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,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,希腊语,巴利语。考察其所记录笔记,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、蒙文、突厥回鹘文、吐货罗文(土火罗文)、西夏文、满文、朝鲜文、佉卢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印地文、俄文、伊朗文(应当是古波斯文)、希伯来文。众所周知,学习一门语言,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,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,多聚焦于“读”这一个层面,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,而于其余的听、说、写方面,则没有明确证据。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、说、写的“死语言”,但就传说中的英、法、日、德、俄、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,除了英语、德语和日语外,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“精通”,也缺乏明证。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“死文字”的运用,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,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,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,其学问的核心关照,还是海内文明、中土史地。

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,旧体诗亦卓然大家。他佩服陶渊明杜甫,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,但不认为是上品。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,故最推崇白居易,在他《论再生缘》中所以有“论诗我亦弹词体”之句。有《诗存》问世。其平生著作,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、校勘,一套二卷、二百万字的《陈寅恪文集》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,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,是当时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。之后,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“合聘教授”,在师生中享有“盖世奇才”、“教授的教授”、“太老师”等称誉。在清华校园里,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,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,都向他请教,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。大家称他为“活字典”、“活辞书”。他讲课时,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,堂堂必到的听课者;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,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。哲学专家冯友兰,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、文学院长,可每当陈寅恪上《中国哲学史》课时,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,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。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《佛经翻译文学》《梵文文法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《唐史》《唐代乐府》《唐诗证史》等。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,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,也非常关心。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,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。做论文,要求新资料、新见解。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,而是鼓励思考,他更反对“填鸭式”的教育方式。“桃李满天下”,对陈寅恪来说,当之无愧。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,其中不乏如季羡林、蒋天枢等大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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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陈克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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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陈氏后裔宗亲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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